“5·12”地震在北川县城刻下无法弥合的裂缝。震后第二年，由此向南约三十公里的永昌镇成为接纳地震幸存者的新县城，只剩断壁残垣的“老北川”被规划成地震遗址，逐渐成为“空城”。遗址内，许多震后的楼房被原貌保留，地震纪念馆于2013年落成在废墟的三公里外。在青山的环抱下，它们一同静默地迎来前来参观或悼念的人们。
北川地震遗址全貌 赵为德/摄
迎来这些人的，还有在此工作的讲解员们。2010年，“老北川”废墟向社会开放，遗址开始招聘讲解员。来来去去，全职的中文讲解员在近两年固定为十二位姑娘。她们在废墟或纪念馆里穿行，站在倒塌楼房或是展品前讲述其中的历史，就像终年青翠的山林，与刻在群山间的“裂缝”共生。
做到这种日复一日并不容易，而自招聘以来，离开的讲解员也远多于留下的。对这些仍然在职的讲解姑娘而言，总有理由让自己把青春留在山里，并学会面对伤感和苦闷。
“讲解员是地震的守墓人”
王婷婷已经在地震遗址工作四年了。入职前，大专还没毕业的她想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2015年7月，通过面试和试岗的她进入试用期，成为所有讲解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得到这份工作后，王婷婷才第一次进入北川，“当时觉得风景好，空气也好。”但这样的兴奋感很快被记忆讲解词时的吃力取代。她生在江油，“5·12”地震发生时只是听说过北川县城的遭遇，正在读初一的她也才知道有北川这个地方。而第一次去“老北川”废墟讲解时，她被满眼废墟和灰尘、没有平整公路的景象吓住了，“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四年来，即使相似的话语反复地讲，王婷婷也不觉得厌烦，因为在讲解中会遇到不同的人，也会带来不同的感受。一名曾参加救援的商人在参观时说“讲解员是地震的守墓人”，她对这句话印象深刻；自己常常接待有小孩的家庭，经过公墓时，看见许多家长要求孩子在这里脱帽鞠躬，她觉得“很多家长还是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看到游客在参观中出现不同的反应，她很有点成就感。
“5·12”地震公墓 李裕鸿/摄
然而，直到现在，王婷婷在讲解时看到游客哭，自己有时也会跟着流泪，在一些地点还会边讲边哭，“地震发生在这里，感情也在这里。”这些工作中的负面情绪只能靠自己调节。
此外，身体的劳累也难以避免。一般情况下，讲解员平均一天完成两次讲解就可以得到正常的工资，超额完成会获得提成但也有上限。遇到法定节假日，所有讲解员没有特殊情况都必须上班，而在清明节等特殊的日子，讲解员们从上班讲到下班是常有的事。“（讲解员）讲一天下来都说不出话，基本上都有慢性咽炎。”王婷婷记得，自己一天最多曾讲过十五次。
平时，讲解员会分成两组，在纪念馆和“老北川”的废墟轮流讲解，而在废墟的讲解通常更加煎熬。因为废墟里的道路不平整，且几乎没有树荫，讲解员的鞋子经常被走坏，自己也容易中暑和感冒。王婷婷最怕单位里有人感冒，“感冒在这里很容易传染，只要有一个人感冒，其他人都会感冒。”
王婷婷说：“我每个月都会有几天在想：每天都在这个地方讲这些东西，以后要怎么办？”但她目前暂时不考虑离开“裂缝”，因为2019年初，当时还不到二十四岁的她在“新北川”成了家，“其实每个人的工作都不容易。”
“这里是我永远的家”
在地震遗址当讲解员同样是高粒原的第一份工作。但留在“老北川”的家，是她九年前决定向这里投简历的唯一理由。
地震发生时，高粒原正在机场实习。由于通讯信号中断，她联系不上在北川的家人，“如果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消息，我可能还不会那么想回来。”2009年，在地震中幸存的父母回到重建中的县城，她毕业后也从成都回了家。第二年，“老北川”的废墟向社会开放，地震遗址开始招聘讲解员，学习空乘专业的高粒原应聘通过，在这片裂缝里一干就是九年。“这里离家近，也离外婆近。”她平静地提到，外婆在老县城遇难了。但说起回家工作，她的解释简短而坚定。
得知要在地震遗址当讲解员，高粒原的父母担心她太难过而无法坚持工作，但她还是想试试。现在的她已经适应了这份工作，“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活着，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安慰。”但作为本地人，她在讲解之初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内心的裂缝。
在游客的安慰下，高粒原一路哭着完成了讲解，也在震后第一次仔细地走完残存的北川县城——此前，她只会走到“三倒拐”，去修在那里的望乡台上遥望有许多熟人逝去的故乡，或是在祭奠时才走进废墟，去特定的地方看看。直到现在，讲解中的某些内容或5月12日等特殊的日子仍然令高粒原感伤，但她觉得自己心态还不错，不会一直陷入这样的情绪，“毕竟那么大一次灾难，那么多人离开了。不是说这场灾难我们不记得他，而是藏在心里面，不会特意去翻出来。”
像许多当地的受灾者一样，高粒原和父母在2010年住进“新北川”，而这里的一些建筑因每年夏季的涨水被泥沙掩埋。三个人在家基本不聊十一年前的事，父母也很少回到“老北川”。退休后能和朋友在一起，她觉得父母平时的心情还挺好。她带孩子去过废墟，但参观时没有刻意提过亲人。孩子知道有亲人在地震中遇难——正在绵阳的寄宿学校上小学二年级的他在家里问：“奶奶我见过了，奶奶的妈妈也见过了，那外婆的妈妈我怎么没见过？”
工作中，高粒原也见过许多讲解员离职，“可能是结婚生子，或者当时在绵阳读书但家离这里远，还有就是内部调动。”工作中，她有近三年的时间被安排去遗址的其他岗位工作，“其实基本也算没有离开。”
高粒原肯定地说，自己从没想过要离开这里。尽管还没有规划过未来，但因为现在的工作可以顾家，她目前会继续当讲解员。平时坐四十多分钟的班车上下班，想孩子了就在家长开放日去接他出来，“现在这样挺好的。”
然而，尽管从小生活在曲山镇，习惯了地震遗址周围的山，但高粒原也认为这里与“新北川”相比的确有些沉闷，“大家都是女娃子，还是需要有自己的活动调节这种情绪。”
“喜欢，所以留下”
“下班以后，没事就跳操、看电视、看书、散步、爬山、玩手机。还有就是几个人聚在一起自己做好吃的。”来自绵阳的羊芳已经习惯了山里的生活。因为自己不会开车，也不愿每天搭乘往返的城乡巴士，她就一直住在职工宿舍。
2010年10月，羊芳入职时住的还是震后板房。“就像学校里几个人住一个寝室，其实挺热闹的。大家一起聊聊八卦，日子很容易打发。”刚毕业的她觉得房子很新奇，完全不觉得“裂缝”里苦，“有住的地方，洗漱也安排得也比较好，好像还行。当时要求不高，想的东西也简单，蛮怀念这种纯真的。”
羊芳目睹着周边的房屋被重新建起，也从“连讲解员要做什么都不知道”开始成长，在讲解时放任自己哭泣，从而学会控制情绪，度过困难期后劝慰新来的讲解员“现在是很悲伤，但做的都是很有意义的事”。她也和同事去成都、绵阳等邻近城市去招聘新同事，其中还不乏一些从附近学校毕业但家在省外的学生。因为没有换过岗位，她到今年十月就算在地震遗迹讲解了九年整，是现任讲解员中干得最久的。
羊芳工作四年后，“老北川”上建起“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 赵为德/摄
然而，与她同一批入职的讲解员中，只有她一个人留到现在，早期招聘的省外学生也都不讲了。她猜想：“他们可能有更好的选择，或者不喜欢这里的生活，又或者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自己，就不做了。”而因为觉得要出去闯荡，她在单位结识的爱人也走出群山，在绵阳做小生意。
工作的近九年里发生过很多事，这些也让羊芳曾多次想要离开。“哺乳期过了以后，孩子被他的奶奶带回了绵阳，当时特别难过，因为特别想孩子，觉得不能陪在孩子身边一起成长。”还有一次，何时何故已经记不清了，她甚至写好了辞职信，但最后还是没有交出去。
“这个工作会让你放弃很多东西，比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还有繁华的都市。”羊芳多次强调，自己能坚持下来不离开，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理由可以战胜离开的念头，“就是因为喜欢。”但她不敢保证自己将在“裂缝”里干一辈子，“谁也不能保证未来会发生什么，但至少现在是不想走，会一直留在这。”
“我要让自己的讲解有价值”
当讲解员两年的王华蓉曾被一些游客的迷信言论冒犯。她觉得很无奈：“我们就在这里守护着他们，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啊。”她2012年就来地震遗址工作，但因为往返于废墟和纪念馆的摆渡车停运，她从票务员转岗来讲解。
王华蓉强调，她是这里的工作者，“把自己当作一个幸存者就没办法工作了。”地震发生前的两个小时，王华蓉一家从当时县城的公安局去了姥姥家，算是与地震最严重的地方擦肩而过，转移安置时，全家人在山间走了一天一夜才回到县城“爬了七座山，而且没有路，我老爸就拿着一把刀在前面开路。”回想灾难发生时的经历，她觉得自己十分幸运。
地震后，王华蓉觉得自己魂丢了一半，一个月后开始哭得撕心裂肺，“没有找到亲人我都没有哭。后来才觉得当时是哭不出来。”而讲解之初，她还没走到公墓前就开始哭，用了半年才调整好情绪。因为是当地人，她有在工作时就会多讲一些过去的情况，也会有游客向她询问当时的事，“有的客人会先问我方不方便讲，有的游客就直接拉着我问这个问那个。其实也能理解，因为到这个地方来的人都想了解更多嘛。”
王华蓉特别喜欢这份工作。一方面，她可以每天回到在“新北川”的家，与父母团聚。更重要的是，她满足于“讲解”本身的价值：“通过我，让不了解遗址的人能了解北川地震，了解防震减灾，了解以后地震时躲在哪些地方比较安全，让他们了解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我就觉得挺好的。”
和所有讲解员一样，除了完成讲解的工作，王华蓉还要参加每周一在纪念馆的例行培训，“当了讲解员之后，接触和了解的东西太多了。你会每天去充实自己的讲解词，看很多关于地震的书，看汶川、映秀和其他地方的相关资料。有些故事真的特别感人。”
讲解员培训的内容广泛，既有与地震相关的知识、故事和救援精神，也有应对突发情况的急救措施。而与王华蓉见面的周一下午，讲解员们围坐在纪念馆大厅一角，依次起身讲述“5·12”地震中的故事，正在为一项讲解比赛做准备。一名讲解员介绍，为比赛准备的演讲词和平时的演讲词差不多。
在这天下午的培训里，抑扬顿挫的演讲声、忘词时的笑声和结束的掌声交替出现，回荡在三四百平方米的大厅中。而在更早的午休时间里，已经有一些讲解员在纪念馆各据一方叽叽喳喳。一名讲解员说：“很多人都会说这里工作不好啊，但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惨。这里氛围挺好的，大家都是姐妹。”
这些讲解姑娘们都习惯了留在“裂缝”的日子。
（作者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李裕鸿 范鑫；指导教师魏占兴、郭翠玲、王臻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