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起，范长江先生作为《大公报》的见习记者开始了他对中国西北角为期10个月的旅行考察。同年12月，他踏上了“祁连山南的旅行”，记录了自己在青海的行程见闻并发表了对民族问题的看法。
2018年7月，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第八届重走中国西北角”青海小分队来到青海，沿着范长江的足迹重走了这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
到达西宁的第一天，我们就民族与民俗学的相关问题请教了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李建宗博士。他先后在《读书》《思想战线》《西北民族研究》等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三十多篇有关该领域研究的文章。
2018年7月，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第八届重走中国西北角”青海小分队来到青海，沿着范长江的足迹重走了这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
到达西宁的第一天，我们就民族与民俗学的相关问题请教了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李建宗博士。他先后在《读书》《思想战线》《西北民族研究》等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三十多篇有关该领域研究的文章。
图为李建宗学者 敬雯/摄
“中华多民族共同体”是理解民族融合的重要角度
出生在陇中农村，不喜欢吃羊肉，闻不惯酥油味的李建宗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裕固族文化包含着占一定比例的青藏高原文化，想要了解裕固族文化就必须先了解青藏高原文化。”在主要从事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李建宗看来，由于不同文化间在思想观念、物象、实相等方面的一定的差距，人们对不同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产生排斥心理属于正常现象。但“部分人对少数民族的有一定的误解，认为少数民族是没有文化的，是落后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从一开始对与自己所属文化有一定差别的文化产生的震撼到理解与尊重，李建宗认为自己对少数民族文化认识的加深，正是得益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调查和研究。
“中华民族多民族命运共同体”，李建宗认为这一概念对理解民族融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并不是一堵墙（长城）堵死”，在李建宗看来，各民族文化间是交流互动的。比如，游牧民族的生活具有单一性，他们需要与农耕民族交易来换取粮食以保障生活，久而久之，从物质交往到精神交流，他们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李建宗引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总结的16字箴言向我们表达了看待不同民族文化的态度：尊重自己文化的同时也要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并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
“裕固族文化包含着占一定比例的青藏高原文化，想要了解裕固族文化就必须先了解青藏高原文化。”在主要从事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李建宗看来，由于不同文化间在思想观念、物象、实相等方面的一定的差距，人们对不同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产生排斥心理属于正常现象。但“部分人对少数民族的有一定的误解，认为少数民族是没有文化的，是落后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从一开始对与自己所属文化有一定差别的文化产生的震撼到理解与尊重，李建宗认为自己对少数民族文化认识的加深，正是得益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调查和研究。
“中华民族多民族命运共同体”，李建宗认为这一概念对理解民族融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并不是一堵墙（长城）堵死”，在李建宗看来，各民族文化间是交流互动的。比如，游牧民族的生活具有单一性，他们需要与农耕民族交易来换取粮食以保障生活，久而久之，从物质交往到精神交流，他们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李建宗引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总结的16字箴言向我们表达了看待不同民族文化的态度：尊重自己文化的同时也要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并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
图为青海小分队记者采访李建宗 敬雯/摄
一些人对“非遗”的理解是一种错觉
由民俗、民族研究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是李建宗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条主要脉络。在他看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促进。他对我们介绍了近些年他关于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一些看法。
他谈到，今天的很多人对“非遗”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错觉——我们往往“欢呼”某一项文化遗产被宣布成为国家级或者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我们不应该骄傲”，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或目的，我们应当“产生内心的危机感，深深的危机感”，因为，“当一个事物成为非遗时，就说明它快要消亡了”。
“非遗”的名片是为了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我们要做的是发展它，或者延缓它的消亡，“我们需要有保护非遗的责任感”，李建宗一字一句地说。
目前，很多人打着保护非遗的名义却在不断地改编和利用它。在李建宗的论文《传承还是改编——入围非遗的尴尬》一文中指出：“把个别‘土著’的地方民俗加工成‘现代味’十足的‘新品种’，这些穿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混血儿’，也可以说是时代孕育的‘似牛似马’、‘非牛非马’的‘四不像’，正是它们走向时代的前台，就对一些‘原生态’的地方文化不断地挤压和遮蔽。”
李建宗认为在“非遗”项目的申报过程中，更多的是一些人为了达到商业化炒作的目的，对“非遗”进行改编和装饰。
他还认为，在今天，原生态的东西几乎都消亡了，他和一位老师开玩笑地说：“你和我现在都不是原生态的了”。
我们提倡不要打着保护的名义来破坏“非遗”，生活中，有很多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而这样做，“结果离遗产越来越远”，非但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反而对遗产造成更严重的破坏。
当谈到现代化时，李建宗认为，文化体系犹如一个容器，它的体积是固定的，新的文化的进入意味着部分旧文化的退出，所以文化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结构，但同时，现代化也给所有的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选择现代化，丢弃部分传统文化也成了人们有意无意的选择。
关于现代技术对非遗的影响，他认为，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用来保存遗产，但是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有可能让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变味”。在遗产保护方面，他认为学者应该尽一份责任，但学者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然而对李建宗个人来说，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经历影响了他的生活方式。
正如他所说：“现在每次去草原做调查，能喝上一碗牧民家的奶茶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他谈到，今天的很多人对“非遗”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错觉——我们往往“欢呼”某一项文化遗产被宣布成为国家级或者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我们不应该骄傲”，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或目的，我们应当“产生内心的危机感，深深的危机感”，因为，“当一个事物成为非遗时，就说明它快要消亡了”。
“非遗”的名片是为了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我们要做的是发展它，或者延缓它的消亡，“我们需要有保护非遗的责任感”，李建宗一字一句地说。
目前，很多人打着保护非遗的名义却在不断地改编和利用它。在李建宗的论文《传承还是改编——入围非遗的尴尬》一文中指出：“把个别‘土著’的地方民俗加工成‘现代味’十足的‘新品种’，这些穿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混血儿’，也可以说是时代孕育的‘似牛似马’、‘非牛非马’的‘四不像’，正是它们走向时代的前台，就对一些‘原生态’的地方文化不断地挤压和遮蔽。”
李建宗认为在“非遗”项目的申报过程中，更多的是一些人为了达到商业化炒作的目的，对“非遗”进行改编和装饰。
他还认为，在今天，原生态的东西几乎都消亡了，他和一位老师开玩笑地说：“你和我现在都不是原生态的了”。
我们提倡不要打着保护的名义来破坏“非遗”，生活中，有很多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而这样做，“结果离遗产越来越远”，非但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反而对遗产造成更严重的破坏。
当谈到现代化时，李建宗认为，文化体系犹如一个容器，它的体积是固定的，新的文化的进入意味着部分旧文化的退出，所以文化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结构，但同时，现代化也给所有的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选择现代化，丢弃部分传统文化也成了人们有意无意的选择。
关于现代技术对非遗的影响，他认为，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用来保存遗产，但是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有可能让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变味”。在遗产保护方面，他认为学者应该尽一份责任，但学者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然而对李建宗个人来说，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经历影响了他的生活方式。
正如他所说：“现在每次去草原做调查，能喝上一碗牧民家的奶茶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作者：郭琪琪 冯璐
指导教师：张华
指导教师：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