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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愉悦、独特的大河

【来源:新闻与传播学院 | 发布日期:2012-05-19 | 作者:新闻与传播学院 】     【选择字号:

在太平盛世的年月,读战火硝烟时代的悲情,常唏嘘不已。战火燎烧,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那些坚强可爱的生命,那些背井离乡唱着《松花江上的》流亡子弟,那些热血改革一心报国的志士,那些在烟火中不忘济慈、雪莱含泪传道的学者,那些在防空洞里办《时与潮》的先生,都让我深深为之震撼,是他们成就了那一段至今难以忘却的历史。

齐邦媛先生以邃密通透、深情主性的笔力,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一路走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对于颠沛流离、国破家亡的感伤,她记述冷静而克制,没有华丽文字的渲染,平铺直叙却字如珠玑。有读者评价说“《巨流河》虽不是小说,却比小说精彩,虽不是史书,却如史般真实。”我迷恋于这样的真实和精彩,更迷恋于这样一个生逢乱世却不畏挫折顽强向前的奇女子。

“生命是死亡唇边的笑”

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

欧洲犹太人的惨剧,中国八年抗日战争里的苦难纠缠,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的侵袭,在那个年代里很多人流离失所,无处可归,“每一天太阳照样升起,但阳光下,存活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

作者一出生就体弱多病,常在生死边缘挣扎,临近一岁之时,有一次高烧不退,气若游丝,祖母派长工去十华里外的镇上费劲艰难请回一位医生,才算挽回一条幼小的生命,大夫赠她以“邦媛”之名,取自“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缘也。”,给予她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她的母亲不曾想到,她当年抱着不肯放手的“死”孩子,变成了一个活孩子,且一生充满生命力。

书中有一幕场景,我记得异常清晰,就是作者小时候,家里来了一位盖伯母以及两个小儿子,盖家伯母在里屋哭,盖家小兄弟对作者说:“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了城门楼上。”小孩太小了,他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概念,更不知道家破人亡就在身边。等他长大,若还能回想起来:古城楼上,一排血淋淋的壮汉头颅,怒目呲牙中不肯放下国仇家恨的父亲,他该有多悲伤。从城门楼上的头颅到撒石灰的房间,再到与家破人亡的张大相遇,作者的童年处处不离死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的爆发,扭转了近代中国的命运,也毫不留情地切断了作者病弱的童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毕业骊歌还未唱完,童年便遽然而止同年十月中旬,日军轰炸南京,刚生下星媛的母亲在逃亡中得了血崩,邻居大叔则在轰炸中失去了生命。作者在亲历死难的时刻心生悲凉,13岁的她,本该沐浴在阳光下快乐成长,不曾想之后的岁月却因这场残酷的战争,总是在躲躲藏藏,但始终躲不掉的是哀伤。

之后一家人为避难,跟随中山中学一千多名师生撤离南京,随着作者的笔调,我放佛看到了那个古老破旧的车站,那个承载了很多人最后生存希望的地方,成千上黑压压穿着棉袍大衣的人,扶老携幼往月台上挤,铺盖、箱笼满地,哭喊叫嚷的恐怖弥漫在车头车尾,垂死挣扎攀坐在车顶上的人,“有人掉下去了!”的无力哭喊,在生与死的挣扎里,人人都想活命,人人都想离开南京。二十天后日军屠城,发生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死亡就这么近……

此后一年,作者随着流亡学生颠沛流离半个中国,直到重庆,才算抵达流亡的终点。在此,作者进入张伯苓先生担任校长的南开中学学习直到高中毕业,这六年,作者在书香的世界里一页一页成长,从一个胆怯自卑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能独立思考、关注国家兴亡、传达生命苦痛的文学少女,这六年奠定了她一生的文学基础,也赋予她一生积极向上、乐观顽强的性格。

日军占领南京后,沿长江迅速向中国内陆地区伸展魔爪,重庆自然成为日本人轰炸的目标。作者说:那个夏天,轰炸宛如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仲夏如焚的重庆城内唯有救不完的燃烧弹火以及伤残尸体。即使生存如此艰辛,十七八岁的作者却开始在晴天和日夜逃警报之时谈文论艺,看《茶花女》《月光宝盒》《出水芙蓉》,看话剧《少奶奶的窗子》,参加辩论赛。在那样的死亡恐惧下,她却用这样一段文字记录炸弹下的可爱生命:“死亡可以由天而降,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即使只有十七八岁,也磨出强烈的不服输精神,也要发出怒吼。”

大爱时代

动荡岁月的爱,总会烙上时代的印痕。亲情、友情和爱情在那些岁月里显得弥足珍贵,生命之光却稍纵即逝。那个时代的爱,就如吴宓先生教导作者的那样:“要朝一种超越尘世之爱去想,去爱世上的人,同情,悲悯,爱不是两个人的事。”那个时代,有的是一种大爱。

郭松龄兵谏失败,为了不会骑马的夫人放弃独自逃生,被对方抓获行刑前,36岁的郭妻韩淑秀说:“夫为国死,秀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这种患难与共生死共存亡的爱情,是那个时代独有的而齐世英与妻子裴毓贞却因为这场战争建立了稳固的感情基础,留学志士与目不识丁的女人之间彼此陌生没有共同理想的尴尬到危机四伏不断搬迁日子里的同甘共苦,全身心的接受与奉献,他们成为彼此生命中最坚挺的支柱。就像泰戈尔所写的,“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晴望着风暴却兀不为动,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同甘容易共苦难,他们,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成为彼此最温暖的牵挂,就像黑夜中的灯塔,相互指引艰难前行。“如若现在依旧会选择嫁给齐世英,他虽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温和洁净的真君子。”去世前作者的母亲这样说到,没有后悔,只有叙不完的爱。

书中描写最让人心痛的是张大与齐邦媛之间美丽动人的懵懂之爱。因为战争,他们成为彼此一个不是亲人的亲人,家破人亡的张大在作者母亲的照顾下重新寻回久违的家庭温暖,担负着国仇家恨的张大最终选择离开,选择在高空保家卫国。战火连天的岁月中,一个在动荡中成长,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作生死搏斗,一个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嘴里哼着“中国不会亡”。他们在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里互通书信,倾诉不能说的思念与爱情,那些认认真真写在蓝色航空信纸上俊秀字体,那些云南驿、个旧、蒙自等奇奇怪怪的地名,使他们的人生轨迹越离越远。1943年,张大飞因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而有幸与作者再见一面,不期自至的一场大雨使两个年轻男女自然而然地靠在一起,隔着军装,两颗年轻的心近靠温暖彼此。谁曾想这短暂的一聚却变成了今生的永别。

1945年5月18日,张大在豫南会战时为掩护友机而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或许他早已明了自己的生死,因此提前写下了诀别书。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在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生活里选择放弃提笔写下“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八年抗战终于走到了尾声,正如他们还未开花便夭折于世的爱情,成了一生不能忘却的痛。

问学路上

“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从未停步。”

正如作者所言,虽然她生逢乱世,却从未离开书本。自幼与书结下不解之缘,正是在的陪伴下才得以坚强,得以在另一个世界里偶尔任性的倔强。书,成为她成长历程中慰藉心灵的珍品,不知道帮她排解了多少孤独与落寞,更不知道指引她驱除了多少言不尽的苦难与挣扎。直至晚年在病痛甚至大大小小的手术中,她竟还能默念《唤我》。“在纷纷的落叶之中,我踉跄前行,听到年轻那好的声音唤我,”她说,那声音的力量,助她忍受疼痛,将心思转移到宇宙洪荒、岁月轮回之时。此种境界,又有几人能及,不得不令人钦佩。

作为女人,她一生的求学之路异常艰辛,小时受病痛折磨,青春年华遭战争之难,中年又不得不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但“上帝在为你关上门的时候,也为你打开了一扇窗。”从沙坪坝的南开到珞珈山的武大,从刚发生过“228”事变的台湾到学术发达的美国再到柏林的“苦兔儿”。一路走来,她,总有幸与名师相伴。

南开中学的张伯苓校长,在国家危难、民族坍塌之际,断然喊出:“中国不亡,有我”,炽热的爱国之心,身先士卒的爱国之行,都让作者深深感动,也让她明白一个文人在国危之时该有的担当与胸怀。之后作者进入武汉大学,又遇当时已名满天下的学者朱光潜,幸得他赏识而从哲学系转入文学系,成了他的弟子。英诗课中,他常旁征博引,不拘泥于课本,随意而至,引导作者用the mind's eye想象诗中所描述的风雨怒吼、田园幽景,用大脑中构建的画面去解读诗文的美感。一次,他在深情默默朗读《玛格丽特的悲苦》时,读到最后两行,竟湿泪双颊,那种在文学的世界里留下的至情之泪,让作者在今后的文学路中常感怀不已。

到台湾后,作者一直致力于推动台湾文学以及文化的发展,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国文教科书的改革,作者可谓尽心尽力,本只想制定一本能真正提高学生阅读兴趣、增进语文知识的教科书,却不曾料到因政治因素受到各界排山倒海的攻击,甚至还被扣上“动摇国本”的大帽子。但她艰难的坚持最终还是赢得了世人的认可,那些收录在课本里既有营养又亲和活泼的作品,不知道启迪了多少敏感多愁的少男少女。之后作者在编纂《中国通史》时机缘巧合又因“武圣岳飞事件”与钱穆先生相遇,钱先生在红叶街前以不同的方式向作者剖析中国文化,始终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自定取舍,力避纷扰,强调“学者不能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作者将此铭记于心,在自己的学术路上一直淡泊明志,潜心研究。放眼现今学术届,是否也能稍许反思,沉淀一二呢?

作者用她的多半辈子推动着台湾文学翻译,始终期盼台湾能保持中国文化的高水准,也始终相信只有文学可以跨越海峡,连接起多年断裂的记忆和伤痕。也正是因为这些刻骨铭心的伤痕,促使作者在年近80高龄动笔写下这些忘不了的人和事,以此来印证两岸今生,以此来解读那些悲痛记忆里不曾远去的真实生命。在太平年月的今天,有幸翻阅“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的似水流年,越发觉得生命的可爱和幸福。

作者简介:李天波,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专业硕士。

(编辑/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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